校企合作共育人才 产教融合共赢未来

再比如，围绕授信决策，推动擅长信用评估的助贷机构、掌握客户信用相关信息的政府部门、互联网电商、农合联与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等跨行业合作，可以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其反映与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进入专题： 资本 。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既有人给资本披上了华丽的衣裳，让人羡慕不已，也有人把资本当作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因此可以说，资本的历史起源问题或者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自由工人的历史生成问题。如果说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与把握资本及其历史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更多人则是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与把握资本及其作用。因此，资本家是没有合理的、正当的理由来维持其对资本长期性或永恒性的占有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虽然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视野中，活劳动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是资本的实质之所在。关键词：资本/自由工人/生产关系/社会力量/历史作用 标题注释：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CNU19TD012)的阶段性成果。股票市场因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低成本资金，其价格便有了上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便已形成的全球总储蓄长期超过总投资的格局，在新世纪中仍在持续，并决定了自然利率长期向下的趋势。国债收益率曲线涉及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构成全部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他们更将应对危机的政策推向极致，一方面允诺向经济主体直接提供支票，增加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果若如此，主要靠吃息差存活的中国商业银行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的金融结构将因此面临极为巨大的调整压力。

要改善企业之间的资本错配状况、加快创新技术的应用等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从根本上扭转或缓释自然利率低迷的倾向。IMF曾在研究中指出，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劳动力变得日益全球化，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在1980～2005年间增加了3倍。

换言之，表现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长期超低利率现象，实则只是实体经济长期衰退的金融表征。我们的初步研究显示，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商业银行受超低利率（负利率）的影响较小，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早就完成了银行从产品推销者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变，而且大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它们的盈利主要得自服务收费和市场交易，息差收入占比较低。理论上，如果可以不断借新还旧，本金并不构成政府债务政策的限制，而是利息偿还将成为债务的限制。数据显示，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全球技术进步的速度已落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的平均水平之下。

长期负利率会使央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使其政策导向从逆周期的初心转变为顺周期的结果，从而加剧金融不稳定。实体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变化，是利率走低的基本因素。对于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与趋势，我们将其称为经济的金融化。其中，如下五者最为重要： 一是在向双循环新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应该更为关注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不应简单与发达国家竞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为维持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

超低利率影响长期超低利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较复杂，可以从经济主体、市场和宏观调控当局等九个层面加以分析。这个目前仍在持续的过程，连同此前长达20余年的大缓和时期，共同构成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丰富内容。

然而，大缓和只是故事的上半段。因有利率为正，银行等金融机构方能存活和发展。

从时间分布看，有效供给的增加主要发生在1990年以后。息差导致人民币汇率坚挺，引致资本内流，其利在于可以活跃中国资本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其弊在于可能引致国内金融波动，这将考验我们的管理能力。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美联储迅即将其官方利率降至0～0.25%，且持续4年。二要推动养老金机构改革，考虑在个人账户中引入可变利率、可变负债、可变年金等。汇率决定的是资源和市场在国内外配置的比较优势，关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发展。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接踵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等，则开启了整个故事的下半段。

面对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趋势，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全面布局。至今，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对大萧条原因的解释。

同时，以固定收益产品（如政府债券等）为主要投资对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人寿保险公司、养老金、货币市场基金等）的盈利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些变化深刻改变了世界，其中全球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巨变让全世界收获了长达二十年的人口红利。

通过加速创新、延迟退休、鼓励生育等政策，减缓劳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从源头上说，金融工程的出现以及相应的资产证券化的广泛推行，完美地解决了实体经济运行中经常出现的期限错配问题，引导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

只不过，上世纪的人口红利，此时已悄然转变为人口负债。显然，利率超低（负利率）对金融运行的传统秩序以及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主流金融理论和政策都提出了挑战。全球的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恶化了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率、安全资产收益率在过去30～50年中均处于下行趋势，直接引致了全球自然利率下行。

例如，经济的证券化率（各类证券总市值/GDP）上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GDP、M2/GDP等）不断提高，证券市场年交易量、信贷余额、年保费收入、外汇日交易量等对GDP的比率稳步上升，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与非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的比率不断下降（上世纪末已达1：45）等，都是经济金融化的适例。这种状况如果持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高度一体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欧洲，触发当地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全球债务危机爆发。这一革命性进展最早大规模出现在住宅金融领域。

这种认识，深刻地改变了央行调控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并因一批精研大萧条的专家（如本·伯南克等）入主央行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行为方式。二是应当有效监测跨境资本流动，谨慎、有掌控、有次序地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

长期来看，市场投资将共同推高主权债务的风险溢价，反而约束了政府债务的过度扩张。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然而，日欧美央行却相继发表货币政策声明，继续保持负利率（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和零利率（美联储）不变，同时加码了量化宽松的力度，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的格局仍在持续。同时，负利率的施行也使央行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暴露增加。

二要推动养老金机构改革，考虑在个人账户中引入可变利率、可变负债、可变年金等。然而，大缓和只是故事的上半段。

金融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使得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上，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商品与劳务的价格（物价）和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利率）发挥作用。短期内，超低利率或将诱发政府债务过度扩张，造成潜在新的财政风险。

企业是超低利率的受益者，因为其贷款可得性和融资成本都将得到改善，企业获得循环贷款、贷款展期的机会也会增加。二是应当有效监测跨境资本流动，谨慎、有掌控、有次序地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